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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题目：起底张氏家族：居官之高，何以不倒？

回望自己数十载为官生涯，康熙朝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在《聪训斋语》中写道：

“余行年五十余，生平未尝多受小人之侮，只有一善策，能转弯早耳。凡事最不能想占廉价……廉价者，天下人之所共争也，我一人据之，则怨萃于我矣；我失廉价，则众怨消矣。故终身失廉价，乃终身得廉价也。”

《聪训斋语》厥后成为张氏家族流芳后世的家训，从中可以看出，终身不占廉价、与人和善、予人宽容既是张英一辈子的做人准则，也是张英希望留给后世子孙温良谦和让的为人尺度。

而张英之子张廷玉，无疑是饱受《聪训斋语》熏陶的受益者。继其父之后，张廷玉步入权力中枢，颇受大清天子的信托。

伴随着帝国时代最后的绚烂，以张英、张廷玉为首的桐城张氏也迈入了鼎盛时期，被后世称为“五里三进士，隔河两状元，父子双宰相”。

桐城张氏为桐城境内各支张氏的统称。在这些张氏族群中，尤以桐城宰相张最为着名。凭据郡望，桐城宰相张又称为桐城清河张氏，起源于元末明初，先祖为张贵四。

关于张贵四之前的几代张氏先祖，历史上纪录模糊。凭据康熙年间《潜山县志》纪录的张英原话——“余之先自鄱阳瓦屑坝徙于桐，始祖为贵四公”，可以看出桐城张氏是外来人口，迁居于桐城。另据《张氏族谱》纪录，桐城张氏一派，迁自豫章鄱阳，贵四、贵五公则始迁桐之始祖也。

豫章鄱阳即豫章郡鄱阳县，即今天鄱阳县。历史上豫章郡始设于西汉时期，曾经下辖南昌、庐陵、彭泽、鄱阳、柴桑等18县，面积大致等同于今天的江西省全境。

葛剑雄先生以为，此事不清扫与明初“洪武赶散”，江西外迁人口入安徽、湖北两省垦荒开拓有关。据相关史书纪录，瓦屑坝为鄱阳湖边的一个古渡口，历史上，它曾与福建宁化、南京杨柳巷、山西洪洞大槐树并称为明代四大移民集散地。

从元末至正十一年（1351年）最先，江南一带以朱元璋、陈友谅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曾在鄱阳湖、江淮平原等地发作过多次“火并”事宜。直到至正二十四年（1364年），朱元璋平灭陈友谅势力才最终告一段落。战乱延续的13年间，毁灭性袭击可想而知。经由两军战火洗礼的江淮一带，早已是人口凋敝，土地大量荒芜。

朱元璋称帝后，为恢复受战争影响的江南地区经济，便有了大规模移民安徽、湖北的设计。而统一时期的鄱阳一带，虽受战火影响也极大，但在当地自觉珍爱家园的措施下，并未伤及基本。于是，朝廷下令迁鄱阳一带住民填实湖北、安徽等地。

有理由信赖，在这次重大的移民历史中，未来的桐城张氏始祖张贵四也在茫茫人潮当中。

2

到桐城生涯的张贵四过得怎样，无人知晓。但可知的是，在张英、张廷玉父子成名以前，桐城张氏就已有做官为宦之人。此人名叫张淳，是张贵四的五世孙，张英的曾祖父。

从张贵四到张淳的父亲，整整五代人在桐城都生涯得默默无闻，直到张淳的泛起，张贵四这一支的张氏家族，才第一次活跃于史册之上。

隆庆二年（1568年），张淳照样个20多岁的青年才俊。这一年，他中了进士，随即被朝廷委任为浙江永康县令。作为一县的父母官，他将在此开启他的为官生涯。

彼时，历经嘉靖年间的天子罢朝、倭寇入侵、回宫炼丹等多重折腾，大明王朝已现衰势。虽然，继续“老羽士”嘉靖天子事业的明穆宗隆庆天子还不至于太差，在位时代依赖高拱、徐阶、张居正等人进行改革，放宽海禁，缩减宫廷开支，减轻民众肩负。然则，浙江永康却照样民俗彪悍，社会动荡。

这不，在张淳上任前，此地已延续撵走了七任县令，县衙公案堆积如山。但接手这个“烂摊子”的张淳毕竟是个猛人，一上任就通告全县，大开衙门，将陈年积案一切整理出来，逐一清查审理。与过往几任吃完被告吃原告的县太爷差别，张淳是至心为国民做事。他审案那叫一个“快准狠”，只要一顿饭的功夫，就能把案件的前因后果断得明明白白。以是国民一听是他主审，一样平常都市带上一包午餐到衙门前观审，久而久之，他“张一包”的台甫就传遍了十里八乡。

张淳主政永康时代吏廉政清，民心向化。他在破除大案要案上也很有一套。那时，永康有一个横行乡里十数年、专偷上缴国库税银的江洋大盗卢十八。卢十八屡犯大案，朝廷和地方却始终捕而不得，令在任官员颇为头疼。眼见张淳在地方上政绩卓越，朝廷决议将此案重新发回地方，限令张淳三个月内破案。

按说这种陈年旧案，若是遇到通俗官员，也许能避则避，可张淳偏偏就接下了。为了麻木对手，张淳拿着朝廷的公文，先是在衙门里大发怨言，指责朝廷不公，推诿拖延，让人看上去似乎破案无望。然后，天天在衙门里按部就班地处置着各项公务，只字不提关于此案的任何细节，也不派人四处通缉追捕。

实在，这些都是张淳的障眼法。私下里，他早就对卢十八一案睁开了仔细观察。朝廷及地方多次捕捉无果的主要原因是，在县衙里有卢十八的眼线。只要在任县官下令抓拿卢十八，卢十八就能事先收到新闻，远遁异乡。这次，在张淳的部署下，县衙里的眼线被揪了出来。经由仔细盘问，眼线供出了自己与卢十八之间通风报信的详细经由。凭借着这条信息，张淳仅用两个月时间就解决了困扰地方甚至朝廷十数年的大难题。

张淳收捕了大盗贼，自然获得朝廷的通令嘉奖。于是，爱民如子、明察秋毫的张淳被调回京城，任礼部郎中。正如他的断案公正高明，在为人方面，张淳也颇为高山景行，十分正直，从不攀龙趋凤。

那时，隆庆天子已驾崩，即位的万历天子年幼，朝政由首辅张居正等人协商处置。万历初年，在张居正的主持下，明王朝执行“一条鞭法”，重新丈量田地，简化税赋，使国库大幅充盈，大有万历中兴之象，时人称为“救世宰相”。不外，这位首辅张居正，虽在政务处置上颇具铁腕，但在生涯中却若干有些以权谋私的“污点”。

张淳回京述职时代，恰逢张居正母亲病故。纵观朝堂，官声与文笔匹配的除了张淳，再无旁人。为了让自己的母亲生荣死哀，张居正派人找到了张淳，希望对方为自己母亲写一篇祭文，事成之后，许以高官厚禄。

然而，张淳却没有松手去接住这块从天上掉下的“馅饼”，他转头写了封辞呈，称病回籍。尔后，张居正去世，遭到万历天子整理，大批曾经与张居正过从甚密的官员，或被撤职，或遭流放。唯张淳早已远离朝堂，未受半分损害。

或许在很早之前，张淳就看清了张居正等人即将到来的下场。以是，早离是非，方得始终。

张居正倒台后，张淳再被起用，历建宁知府、湖广荆岳兵备副使，官至陕西临巩道参政（从三品，大致相当于今天分管某个领域的副省长）。

无论任官何位，张淳都始终保持初心，全心全意，为国民服务。但那位昔时整理张居正的万历天子，却不再全心全意了，学起自己的爷爷躲在后宫忙活其他事情去了。

眼见朝政幽暗，张淳的心情自然也欠好。从他昔时没有正面忤逆张居正的下令，而是直接选择辞官回乡，可以看出张淳这小我私家处事颇通“中庸”之道，于是，与上次一样，他向朝廷递交了辞职信，永不入仕。

3

中庸之道，成为张淳留给后世子孙最名贵的财富。

张淳仅有一子，名张士维。在明末万历之后的衰世中，张士维承袭其父初心，以中庸之道看待世事，泯然众人。不外，在明末关乎“大义”的选择眼前，张氏家族也并非毫无所动，不以中庸之道“高高挂起”。

在张士维诸子中，长子张秉文即是极负家国情怀的人。

与自己的祖父相同，20多岁风华正茂的年数，张秉文便考中进士，入仕为官，任浙江归安知县。史载，张秉文“少朗俊，气概标异。大父参政公许为远器”。意思是张秉文年轻时不仅长得帅，而且颇受祖父张淳喜好，以为其日后必有一番大作为。

诚然，自万历以后，明代各朝每况愈下，到了张秉文得以大展身手的时代，早已是王朝末日。那时，关外，后金首领努尔哈赤早前以13副铠甲起兵反明，现在已取得一番成就，在其子皇太极的率领下，后金改称大清，大有越过长城，进军京师，称霸中原，统一天下的野心。而在关内，农民起义一再发作，似乎都在预示着这个存在了200多年的大一统王朝即将被推翻。

是承袭祖父的中庸之道，以不变应万变的态度看待世间万物，照样选择到实力蒸蒸日上的满清政权中效力，抑或是全节死守大明最后一寸河山，效死国君，忠义两全？这个问题，不仅是张秉文眼下的逆境，也是张士维诸子甚至天下所有士人的选择。

很明显，在这种心理较量中，张秉文忤逆了祖父的中庸之道，选择了全节于世——做大明的忠臣，为张氏家族的“不孝子”。

明崇祯十一年（1638年）冬，邻近年关。已升任山东布政使张秉文决议死守济南御敌。

那时，满清八旗在多尔衮的率领下，分兵数路绕过长城，从河北青山口南下，将济南城团团笼罩。按说济南为山东省首府重镇，军力足够，虽受多尔衮笼罩却未见得有破城危急。但很不凑巧的是，从明初朱元璋分封诸子为王最先，藩王坐镇地方的局势就已经形成。此时，在济南城内另有一位大明德王，这位德王，是明英宗朱祁镇之子朱见潾的后裔。听闻清军扣城，这位一生都被锁死在济南城里的王爷估量早就吓破了胆，早早地召集军队，死守他的王府，致使济南城防守军严重不足。

敌众我寡，济南城破只在旦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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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临这样的情形，书生身世的张秉文已顾不上那么多，他一面向朝廷请求支援，一面组织军民防御。张秉文衣不卸甲，在济南城头苦苦死守。可谁知，替崇祯天子督师的太监高起潜却在临清坐拥重兵，漠不关心。离济南城较近的另一路援军上将祖宽看到上峰这么做事，也犹豫不决，终致贻误战机。

可怜山东布政使张秉文在求援无望之际，以一介文弱书生之身，披坚执锐率济南城军民誓死守城十余天。城破，张秉文率众与清军睁开巷战，终因众寡不敌，中箭而死，时年54岁。

这一仗，清军俘虏了包罗德王朱由枢在内的五十余万人，将济南城洗劫一空。

听说，在城破当日，张秉文战死的新闻传回家中，夫人方孟式痛哭一场后，随即交待家中人，好生珍爱张秉文后裔回乡逃难。接着，率领张家上下姬妾一同投身大明湖，追随张秉文而去。

“夫子之死生惟官守，妾之死生惟夫子。”方孟式的投湖行为，看似殉的是丈夫，实则殉的是国家，守的是大节。

4

张秉文伉俪的死难，无疑给了张氏家族极大的影响。

张秉文之后，虽有三子，却终身不仕清朝。同样，这种影响也传给了张英的父亲张秉彝。作为张秉文的弟弟，他在浊世中继续了父、祖的中庸之道，与大多数人一样，默认了清朝取代明朝的事实。但他对哥哥的忠节也表示同情，并悉心教训自己的三个侄子。

或许继续了父、祖中庸之道的张秉彝眼里看重的是广义的民族大义，而非狭义。由于从狭义层面上讲，坚守民族大义就是要招呼千千万万的穷苦国民起来否决异族统治，不管它到底能不能给这个天下带来一个全新的局势。

然则这种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理念同样存在许多问题，在这支口号的引领下，必然会发作征服与反征服的较量。那么，主要的问题即是在打退清军之后，若何防守辽东、长城一线。很自然，这需要大量的军队驻守。在明末多项税收之中，就有一项专供辽东守军的税收“辽饷”。数额重大的辽饷从一最先就设定为国人均摊，若反清复明，其必然结果最终也极有可能是“官逼民反”。

因此，张秉彝选择“降清”，他所作出的选择，也最终成就了“父子双宰相”的美谈。

张英，字敦复，又字梦敦，号乐圃。在张秉彝的悉心教训下，张英以二甲第四名的好成就考中了康熙六年（1667年）丁未科进士。那时的大学士李霨一看到张英的卷子即称赞不已，以为其有成为一代“国士”的实力。

厥后的事实证明，李霨的眼光不错。

张英始终秉持着祖辈的中庸之道，从广义的民族大义出发，发扬他父亲遗留下来“以天下苍生为己任”的精神，为新政权兢兢业业，为康熙天子答疑解惑。

彼时，清王朝入关已数十年。天下逐渐顺应了这个新政权的运作，一切都在向好的方面生长，但狭义的民族大义同样也未消失。在这个看似太平的盛世里，种种反清复明组织活动此起彼伏，更有甚者如吴三桂等，趁乱挑起战争，贪图损坏社会安定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张英始终遵从广义的民族大义，作出对国家、对社会有积极作用的选择。在他的出谋划策下，康熙天子顺遂平定了三藩之乱，收复了台湾。可以说，他的这份民族大义对国家统一起着不能磨灭的劳绩。

履历康熙一朝，国家并没有遗忘张英曾经为了“天下长安”作出的起劲和孝敬。在康熙的欣赏下，张英青云直上，先后充任《国史》、《一统志》、《平定朔漠方略》总裁官，并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。

5

众所周知的安徽桐城“六尺巷”故事，是张氏家族敬慎谦和特质的一个小小的显示。

在康熙朝为官40年里，张英发现，祖辈的中庸之道虽然十分重要，但现在自己所处的这支桐城张氏，早已今是昨非。若何保证家族势力长盛不衰呢？这个问题，也许张英也想了良久。

在回首自己宦海沉浮之后，张英总结了几点，其中第一点就是，为官一定要清正廉洁。无他，张英以为位高权重者，如果能保持清正廉洁，不说给自己的仕途加分，至少在许多事情发生时，也能置身事外。

他要求子弟必须做到“使我为州县官，决不用官银媚上官”，“安知用官银之祸，不甚于上官之失欢也”？就连康熙天子犒赏给他的金银财物，他也用于济困救贫，修桥筑路，以利他人。这些讲求为官清廉的履历，自然也从侧面向后世子孙转达了若何为官一方取信于民、尽忠于君的两全设施。

其次，张英以为，除了廉洁奉公，更应做到待人谦和，行善积德。据纪录，张英过六十大寿时，拒绝家人为其请戏班子大宴宾客，相反还拿出这些年积攒的俸禄拯救国民，广结善缘。

除此之外，在朝为官免不了要跟同寅接触，有时意见相左，总少不了些磕磕碰碰。这个时刻，一个好的人际关系，往往能使事情迎刃而解。因此，张英警告后人，做事前一定要谋定尔后动，否则，轻率的决议终将自尝恶果。同时，他还要求子孙不能“友不择便交，气不忍便动，财不审便取，衣不慎便脱”。

在他的敦促指导下，其子张廷玉颇有乃父之风——历经康、雍、干三世位极人臣，是雍正至乾隆初期执掌大权的帝国“宰相”；死后更是成为有清以来，唯一配享太庙的汉臣。

都说“月盈则亏”，张氏家族也不破例。

张英、张廷玉相继起家，天下的汉人士子似乎看到了飞黄腾达的曙光，故在雍正、乾隆初期，众多进京赶考的举子皆以党附张廷玉为荣。久而久之，满人皆从鄂尔泰，汉人皆附张廷玉。这样对刚刚坐上龙椅的乾隆来说，简直就是两个伟大的“钳子”，钳制着他的各项决议。善用帝王权术的乾隆，最终行使两派之间的矛盾顺遂独掌并牢固了皇权，鄂尔泰、张廷玉二人均晚景凄凉。

只管晚年崎岖，但在总结为官之道上，张廷玉也颇有孝敬。他与其父一样，以为为官之道，“居官清廉乃分内之事”。他警告子孙“做官都是苦事，为官原是苦人。官职高一步，责任大一步，忧勤便增一步”。因此，“惟天下之安尔后乐，惟富贵之得尔后乐”的后知后觉，才是为官者所应该拥有的人品。

不外，与其父待同寅谦和的态度差别，张廷玉更善于“驭下”。在他任职吏部时代，就曾多次显示出对下属相当严肃的作风。那时，有一个老奸巨猾的仕宦张某，人称张老虎。此人一向舞文弄法，中央和地方的官员经常受到他的危险。张廷玉下令有关部门重惩张老虎，朝中显贵有许多人出头营救，张廷玉不为所动，故人送外号“伏虎侍郎”。

张廷玉死后，乾隆下诏，遵清世宗雍正遗诏，着张廷玉配享太庙，赐谥“文和”，桐城张氏官名迎来了巅峰。

6

自张廷玉之后，张氏家族似乎不甚著名了。

实在不然，张廷玉有四子，次子张若霭颇得张廷玉欢心，继续张廷玉衣钵。张若霭为雍正十一年（1733年）进士，听说昔时他本应为探花，但由于其父在朝为官，且位极人臣，为免树大招风，张廷玉建议雍正天子将张若霭从第三名降至第四名，成了二甲第一名进士。

承袭家学，张若霭也官至礼部尚书。但与其父、祖耕作政界差别，此时的张若霭更注重于文化精神层面的熏陶积累。他尝以字画供奉内廷，善画山水、花鸟，得吴门画派遗风，曾绘就从立春至大寒24节气山水画，颇受乾隆天子喜好。他的成名作《岁寒三友图》在2005年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拍出了逾千万元的天价，可见其绘画功力之深。

张若霭之后，张氏家族逐渐淡出政界。但桐城张氏的“敬慎谦和，念书做人”的家风，却得以代代相传。

据不完全统计，自张若霭后，张氏家族在清代至少泛起了30位诗人，其中不乏数位女诗人，可谓诗书传家。

或许这一切，正如中纪委相关文章谈桐城张氏家训时提到的，“居官以廉，居乡为善”。唯有云云，才可力保张氏家族数百年不衰。

参考资料：

[清]张英:《聪训斋语》，中国戏剧出版社，2000年

[清]张廷玉：《澄怀园语》，上海聚珍仿宋印书局，1931年

[清]张廷玉：《明史》，中华书局，1974年

[清]马其昶：《桐城耆旧传》，台北文海出版社，1968年